专题 | 徐文堪先生谈契丹语文的全球研究

徐文堪先生认为，国内学者在文字的识读方面更扎实、更强;国外学者则更倾向于将契丹文字纳入语言体系中去研究，包括探究其语法结构、词汇特点。

1922年，两方写着令人费解的字符的墓志被人发现。由此，一种失传数百年之久的古老文字契丹文得以重见天日。这两方1922年6月21日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右旗索博日嘎镇瓦林茫哈地方的墓志，是《辽兴宗哀册》和《仁懿皇后哀册》，以契丹小字写成。契丹文分为契丹大字和契丹小字两种。其中，契丹大字相传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创制于神册五年(920)，大字脱胎于汉字，有1000多字;契丹小字为辽太祖之弟耶律迭剌所创，创制时间比契丹大字晚，但具体时间史书失载，它比契丹大字更趋于拼音化。契丹文使用了约300多年，直到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才“诏罢契丹字”，此后契丹字逐渐废弃，历元明清几百年来无人能识。

在本报刊登的《让“死”文字死而复“生”》(2015年10月16日第9、10版)一文中，刘凤翥先生已对契丹文字研究的四个阶段进行了梳理，此处不再赘述。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特聘研究员徐文堪先生从全球视野出发，补充了部分国家的研究情况，并比对了当下国内外契丹文研究的不同之处。

徐文堪先生在整理契丹语文研究资料

徐先生介绍说，从世界范围内看，中国与日本是两个研究契丹文字最早、也是研究延续性最好的国家。就目前来说，中国是拥有契丹文字研究者最多的国家。自上世纪30年代起，中国学者即开始了对契丹文字的研究。从解放前到解放后，契丹文学者除了此前刘先生提到的罗福成、王静如、厉鼎煃，还有李文信、阎万章、金光平、贾敬颜、黄振华。不过，在1949年到“文革”前的这段时期内，国内很少有人研究契丹文。到了上世纪70年代，清格尔泰、刘凤翥、陈乃雄、于宝林、邢复礼这五位组成“契丹文字研究小组”，目前仅刘先生在世。在之后的一辈，也就是现在的中青年学者主力，除了刘先生提到的吴英喆、康鹏、陈晓伟，还有即实、刘浦江(已故)、聂鸿音、孙伯君、唐均。其中，唐均是北京大学博士毕业，他的外语能力非常强，可以识读苏美尔文字，现在西南交通大学外语学院教书。

可以说，日本学者是契丹文字失传后最早的一批研究者。徐先生说，契丹文与女真文、西夏文都是依据汉字笔画创作的，尤其是女真文与契丹文看起来颇为相似，有时会分不清。羽田亨在1925年断定自明代以来一直被误判为女真文字的《郎君行记》上的少数民族文字是契丹字，由此拉开了现代人对契丹文字的研究帷幕。上世纪50年代开始投入契丹文研究的学者，除了刘先生提到过的村山七郎、长田夏树、山路广明，还有丰田五郎。现阶段日本研究契丹文的学者非常少，原本有荒川慎太郎、大竹昌巳，但前者已转入对西夏文的研究。严格意义上来说，日本的本土研究者只剩下武内康则一人，他于2007年硕士毕业，2012年博士毕业。另外，还有一位吉本智慧子，这位女士原名爱新觉罗·乌拉熙春，是我国中央民族大学的文学博士和日本京都大学的文学博士。她的祖父为女真文字、契丹文字、满洲语言文字学者金光平　(爱新觉罗·恒煦)，父亲为女真文字、满学、蒙古学学者金启孮。

在上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前苏联也是契丹文字研究的重镇，有4位重量级的研究者，除了刘先生提及的鲁道夫、达思今和沙夫库诺夫之外，还有一位斯达里科夫。徐先生介绍，前苏联是比较早使用计算机辅助研究的国家。如今，俄罗斯的年轻学者扎伊采夫(B.Π.3aЙЦeB)成为该领域的后继者，他2011年发表的一篇谈契丹大字手稿书的论文，值得重点关注。

在澳大利亚，也有一位长时间研究契丹文字的学者康丹(DanieI Kane)。上世纪70年代初，他曾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后来担任过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的文化参赞，发表过有关女真文和契丹文的论文。2009年，他所著的　《契丹语和契丹文》一书出版，该书吸收了大量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在书中做出的一个重要尝试，就是进行了契丹小字与拉丁文之间的转写。

在法国，早期研究契丹文字的学者有伯希和的学生韩百诗(L.Hambis)。后继者有俄裔学者武阿勒　(AIexander Vovin)，他主要研究日本古代语文，也研究朝鲜、韩国语文。他最早是由苏联培养的，后赴德国研究，又赴美国夏威夷大学任教。另外，还有一位向柏霖(GuiIIaume Jaques)，他曾在巴黎第五大学语言学系任教，后来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东亚语言研究所担任研究员，他主要研究中国西南地区的汉藏语，花了一二十年重点研究羌族语中的嘉绒语，在契丹文字方面的论文不多。

在美国，有两位匈牙利裔的学者赛诺(George)、卡拉(Kara)，都在印第安纳大学执教。赛诺主要研究内亚及阿尔泰地区的语言，卡拉擅长蒙古语，对契丹文也有研究。另外，从上海赴美的沈钟伟，致力于用契丹文材料研究汉语音韵学。

还有两位匈牙利学者值得关注，一位是已故的李盖蒂(Ligeti Lajos)，他曾任匈牙利科学院副院长，是阿尔泰语言学家。另一位是罗那·塔什(Andras Rona-Tas)，他主要研究突厥语、蒙古语。最近，他正在写有关契丹语的系列论文，第一篇今年在《匈牙利东方学报》正式发表，第二篇正向各国学者征求意见中。

英国学者魏安(A.C.West)主要研究女真文、西夏文，现在较多时间住在北京。

芬兰学者、赫尔辛基大学教授杨虎嫩(Juha Janhunen)是个“中国通”，他的日文也非常好。他曾经对萨莫耶德语族与汗尼干蒙古　(Khamnigan MongoI)进行过田野考察，目前致力于契丹语以及解读新发现的辽朝契丹小字文献。2010年12月，他与吴英喆合写的英文专著《契丹小字新资料》(New MateriaIs on the Khitan SmaII Script：A criticaI edition of Xiao DiIu and YeIüXiangwen，FoIkestone：GIobaI OrientaI，2010)出版。

在德国，并没有专门研究契丹文的学者。涉及辽史、蒙元史　研究的学者有傅海波(Herbert Franke)、门格斯(R.H.Menges)、德福(G.Doerfer)，现在三人均已去世。值得一提的是，门格斯曾与冯家昇先生一起写作过辽代社会史。

在韩国，生于1930年的李基文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不过，即使算上他，韩国也没有专门研究契丹文的学者。有意思的是，韩国有一个阿尔泰学会，辖有《阿尔泰学报》，经常发表中国学者的契丹文研究成果。

另外，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蒙元史研究学者彭晓燕(MichaI Biran)是蒙元史和内亚史研究学者，还写了关于西辽史的专著。

此前，刘先生曾说：“迄今，全球研究契丹文字的学者数量不超过30人。”徐先生列出的这组名单有近50人，但其中专注契丹文字研究的或仅占一半。

徐先生认为，国际上研究契丹文的学者少，确实存在一定的客观原因。首先，契丹文没有现成的可与汉文对照的工具书。而同样是古代少数民族语言的西夏文、女真文，都流传下来了与汉文可对照的词典和材料。这就导致解读契丹文字的难度非常大。按刘先生的说法，中外学者经过60余年的努力所取得的契丹小字识别率在20%至30%之间，契丹大字的释读成果则“用两页半纸足可表达”。目前，不论是契丹大字还是契丹小字解读的都是一小部分，尚未解读的占绝大部分。

其次，契丹留下的材料较少，而对一些新出土资料的真伪，学界争论不断，且意见大相径庭，不能轻易拿来为学术研究服务。比如，乌鲁木齐有家民办的丝绸之路博物馆，藏有契丹文“文物”，据说是新疆出土的。刘凤翥先生和康丹先生亲往察看后认为，这些展品都是假的。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前文所说的扎伊采夫的论文，他论及的文献是一份收藏已久却在近几年才真正面世的“新材料”。扎伊采夫的这篇论文名为《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的契丹大字手稿书》，于2011年正式发表在当年第2期(总第15期)的《东方文字文献》上。该文论及的契丹大字手稿，是一份名为H176号手稿，于1954年存入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所　(当时为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东方文献部)。这份手稿是从苏联科学院吉尔吉斯分院语文、文学和历史研究所寄往莫斯科，是一部古抄本，放在别致的皮盒子中，手稿保存有缝缋的113页和7张独立的双页纸，以及一篇写有文字的织物。收到手稿的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对此文件的任何信息都一无所知，没有人能识读这份材料。2009年，这份手稿被视为女真文资料重新登记了资产清册号。2010年10月29日，时任东方文献所所长的波波娃建议扎伊采夫着手研究这份资料。扎伊采夫在论文中提到，在手稿进入东方文献所近60年的时间内，没有发现任何人翻阅、研究这部手稿的记录。在当年11月29日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学术年会上，扎伊采夫提交了一篇题为　《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文献研究所收藏的中国图书中的未知稿本》。文章先是对手稿的外形、制作工艺进行了描述，而后就原文的完整性和手稿的语言文字提出了自己的分析。通过将手稿上“国”、“皇帝”等词组和单词的写法，与契丹文、女真文相关词汇作比较，扎伊采夫提出，手稿上的文字应该不是女真文，而是契丹大字。2013年4月，任震寰翻译了这篇文章并发表在《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上。可以看到，扎伊采夫对这份手稿只是作了初步的研究，但他已经发现了这份史料的研究价值之高，比如，他提出要将文本的草书恢复成楷体，以识别更多的原字;再如，要对手稿发现地进行追踪，这很可能是西辽时期创作的，等等。“我想，我们国内的学者应该继续跟进研究这份手稿。”徐先生说。

说起中外学者对契丹文字的研究取向，徐先生认为，国内学者在文字的识读方面更扎实、更强。比如，刘凤翥先生识读了不少契丹大字、契丹小字;刘浦江用识读出的契丹文字为辽史研究服务，等等。

相比之下，国外学者则更倾向于将契丹文字纳入语言体系中去研究，包括探究其语法结构、词汇特点。比如，吉本智慧子更关注契丹语言的性质;康丹发表了多篇语文学方面的著作。由于契丹语与蒙古语、突厥语、满语都隶属于阿尔泰语系，因此，也有些学者关注契丹文与现代蒙古语、达斡尔语之间的关联等。比如，杨虎嫩就将契丹语与蒙古语进行类比，发现两者有接近之处。

专题（2016.8.26）| 徐文堪谈契丹语文的全球研究

文汇报记者 单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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