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时忧国”的刘先生 | 宋明炜
刘绍铭（1934-2023）
2023年刚开头，获知刘绍铭先生去世的消息。疫情这些年，时时听到令人心惊的消息。余英时、李泽厚、张灏、林毓生先生相继离世，我写了两句诗：“大师们都变成了星星，我们还活在暗夜里。”那几位先生，我只读过他们的书，但没有见过面。与刘先生，则有一面之缘，至今难忘。
刘先生是夏济安先生的学生，后来主持翻译夏志清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许子东老师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夏志清整本书里有一个核心观点叫‘obsession with China’，批评中国作家太顾虑中国的问题了。刘绍铭译本把这个观点译为‘感时忧国’。那么大家对此就很接受，因为‘感时忧国’在中国是一个很好的传统。” 我去韦尔斯利学院教书的时候，夏志清先生给我写信来，特意提到他第一次发表Obsession with China就是在Wellesley College，那是六十年代后期。刘先生给了这个词组一个中文表达，对夏先生的原意有一定程度的改写。但这个改写却让这个观点更容易被中文读者接受了。我在读过刘先生自己的文字后，甚至认为，“感时忧国”更是刘先生自己有检讨也有认同的一种气质。
刘绍铭先生是文学评论家、散文家、翻译家，但现在很少人知道，他也是小说家。他和白先勇是同学，是《现代文学》创办者之一，曾经有过自己的文学青年的浪漫岁月。他除了翻译过《一九八四》，也写过《吃马铃薯的日子》《二残游记》等有文学情愫的作品。我记得读刘先生的文学作品，特别看得出“人穷志不短”，他写自己早年生计艰难，在餐厅打工，但有志于学，付出比常人更多的努力。在国外生活，有乡愁，也有感时忧国。到《二残游记》（记得出版了好几本）写北美华人学术生活，虽然没有《围城》那样近于刻薄的态度，但也还是很有态度的，写人论事，都谨守学术伦理。《二残游记》有抒情，但也有近于exposé的倾向，写出学术界风气的变换与沉沦。直觉上，刘先生在美国学术界是不快乐的。
我见到刘老师的时候，他已经在香港岭南大学多年了。那还是在2005年初春，刚从纽约返回香港的李雄溪教授领我去见刘先生。从屯门到了香港黄金海岸，初见刘先生，印象里他是一位慈眉善目、说话慢条斯理的老人。见到我时，他就非常慈祥地对我说：我是你的师爷爷。因为王德威老师曾留学威斯康星大学，刘老师那时也在那里任教。虽然王老师未必就是刘先生的入门弟子，但王老师后来承续夏先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职，刘先生与夏氏兄弟都有师生之谊。无论如何，刘先生一上来就自称师爷爷，对我来说，却是极其亲切的。那一晚他请我吃了一顿绝美的海鲜。席间给我讲了许多大夏先生和小夏先生的故事。
见面不久后，刘先生还寄给我一本书，里面收入了一篇文章，其中提到我的少作《浮世的悲哀》，令我格外感动。后来我没有去香港，也没有再见过刘先生，但随着我走上工作岗位，我的日常工作中却都离不开刘先生。最重要的是，刘先生在美国致力于译介中国现代文学，他与葛浩文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现代文学选集》（先后出过两个版本）至今是我们在美国教授现代文学的主要教材。刘绍铭老师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在美国成为一个学科，做出过重要贡献。至于他晚年寓居香港，笔耕不辍，对张爱玲研究格外有重要推动，对中西文学因缘，旧闻新知，都保持有态度的批评。
黄子平老师说刘先生是一个妙老头，我深感刘先生的学术和文学生涯是一个时代的绝响。他有挚爱，也有洒脱，有担当，也爱自由。刘先生离开我们，天上又多了一颗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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