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杂草衬托着我们的文明 | 刘华杰
英国自然作家、博物学家梅比这本关于杂草的书《杂草的故事》（典藏版）（理查德·梅比著 陈曦译 译林出版社2020年8月版），可与美国作家迈克尔·波伦的《欲望植物学》（中译本改译为《植物的欲望》）相媲美。此书有一个英文版本的标题是Weeds: In Defense of Nature’s Most Unloved Plants，如果直译的话，大约为《杂草：为大自然中不受待见之植物说点好话》，作者的用意似乎已经有所流露。
“杂草”这样的词，听起来就边缘化。什么是杂草？长错地方的植物、没用的植物、令人讨厌的植物，即“不受待见的植物”。杂草位卑身贱，汉语中“草包”（喻外强中干无能之人）、“草案”、“草率”、“草靡”（形容溃败）、“草台班”（民间戏曲班社）、“草菅人命”、“草茅之臣”、“如弃草芥”、“寸草不生”、“秋草人情”、“浮皮潦草”、“落草为寇”、“拨草寻蛇”、“闲花野草”、“草莽英雄”、“闾巷草野”、“拈花惹草”、“剪草除根”等，都透露出杂草的地位和身份。当然，也有取褒义的，也不乏辩证的，如“草书”。
梅比是经验丰富的自然作家，颇懂传播技巧，他能把平凡的事情写得非常生动。我读他的书不多，只有两本：除了这本《杂草的故事》，另一本是描写英国著名博物学家吉尔伯特·怀特的《怀特传》。我还看过有他出场的几个文化短片。不过，通过这些已经能够判断，他是一位写作高手，他有学者气质和丰富的一阶博物实践经验。
英国农民诗人约翰·克莱尔曾说：“杂草，正合我心意。”梅比和我一样欣赏克莱尔，由此可部分猜测到此书的反常识见解。杂草是文明的一部分，它托举着、映衬着、装点着文明，这既具有隐喻正确性，也有字面正确性。人类对杂草的态度是矛盾的。梅比并不想为野草完全翻案，并非想置恶性杂草的基本危害于不顾而拼命讲它的好处。入侵杂草真的非常厉害，我们不能把黑的唱成白的。微甘菊已在广东沿海一带肆虐；紫茎泽兰早就侵入云南和贵州山地……如果对这些不友善的举动无动于衷的话，简直就是无原则、鼓励“放纵”。与此同时，本土杂草的生存频频受到威胁，比如北京野地里生长的美丽草本植物睡菜、款冬在最近几年濒临灭绝，校园草地上的点地梅、葶苈、荔枝草、地黄不断被园林工人费劲地清除。
梅比的书有12章，差不多每一章都以一种植物命名，如贯叶泽兰、侧金盏花、宽叶车前、三色堇、牛蒡、柳兰等。每一章所述内容并非完全围绕标题，结构相对松散。就这一点而论它似乎不够简洁，但内容更丰富。梅比在几乎每一章中，都通过大量的举例反复传达一个观点：嘉禾/杂草、良木/恶树等划分是相对的、暂时的，与我们一时的看法、认定有关。学者讨论问题既要瞧细节也要看整体，对于较长的因果链条，要看到局部两段或多段间的因果勾连。我们一方面要高度重视眼下进入视野的现象，要追究一个阶段的原因，一方面也要探寻两段甚至三段原因。杂草的入侵之所以复杂，相当程度在于它涉及文明进程特别是现代化进程中因果链的多个环节。一个无法根除的历史事实是，我们今天所珍视的一切主粮植物和美味的蔬菜植物，都曾经是杂草！比如水稻、高粱、玉米、马铃薯、粟、山药、甘蔗、柠檬草（香茅）、甘蓝、菠菜、粽叶芦、韭菜、薄荷、藜、荠、水芹，它们来自野草，其中一些至今仍然野性十足。而一些恶性杂草在全球泛滥，恰好与我们所谓的文明推进同步。文明所至，杂草始生。
带有贬义的杂草，竟然是文明的伴生物？“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本来各种植物在价值上没有分别，人以人的眼光，而且是近视的眼光来审视它们，才有了分别。一些植物被判定为有用，甚至价值连城，比如海南黄花梨（降香黄檀）；一些植物被判定为无用，对人有危害或影响庄稼生长，需要铲除或抑制。于是，哪里有文明哪里就有杂草，有什么样的文明就有什么样的杂草。“有害”杂草是无法消灭的，骂、割、砍、烧、挖等招法尽管使用，除草剂尽管喷洒，到头来杂草依旧，甚至越来越昌盛。其实，是我们所追求的东西培育了杂草，导致其引入、变异、进化、传播。人类发动的战争，也会打破大自然的局部平衡，从而影响到杂草的枯荣、进退。文明与杂草协同演变，人类对杂草似乎永远是爱恨交加。其实，退一万步讲，杂草如病毒，不需要消灭（也灭不干净），只需要和平共处。
杂草为何有时那么猖獗？“是因为人类把其他野生植物全都铲除，使这种植物失去了可以互相制约、保持平衡的物种。”（中译本第14页）为了一时的经济利益或其他方面的某种好处，人类经常过分简化事物，低估大自然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不顾及缓慢适应性法则。刻意选定优良植物，人为抑制不符合要求的其他植物，被视为天经地义，在第一回合的较量中也通常取得了效果。但是，大自然之平衡和稳定性被打破，生物多样性被快速改变，风险同时在增加；当事物演化到第二、第三阶段时，人工选择的结果可能令特定杂草反而强壮起来。谁来承受风险呢？往往不再是当初获利的“当事人”，而是依附于土地的弱势阶层。当年的发财者或许转移到另一块土地上，已开始上马新的项目了。
当然，许多情况下，私利表现得并不明显。有时当事人仅仅出于好奇，或者为了科学研究、为了公共利益，在操作过程中不经意地释放了可怕的杂草。一些杂草常以植物园、大学和研究院所为跳板，最终扩散开去，事后大家都装出一副很无辜的样子。比如邱园草（即牛膝菊）、牛津千里光、牛津草（即蔓柳穿鱼）、杜鹃花（对于英国）、葛（对于美国）、臭椿（对于美国）、火炬树（对于中国）、互花米草（对于中国），当初引进这些植物，动机与短期效果都无可厚非，但结局却出人意料。实际上，恶果不是不可以避免。古老的格言早就说了：人算不如天算，智慧出有大伪。可总有一部分自以为聪明的人，未经慎重考察与测试就不负责任地引进外来物种。
为何葛与臭椿在中国一点都没事，到了美国就疯长起来了？水土异也，环境变了。它们在中国久了，相互制衡，彼此适应，不会有大起大落，但到了美国就不适应。不适应不一定意味着衰亡，而有可能是“飞黄腾达”、无拘无束地繁衍，即“过分适应”。那么好了，在美国待久一点不就适应了吗？完全正确。问题是，人能够忍受这一过程吗？
人们谈论适应，必须有时间限制，即在多长时间内达成适应，抛开时间限制来论适应则没有意义。植物的人为迁徙也确实提醒人们，要防患于未然；若事情已经发生了，就要心平气和地接受现实，想出稳妥的应对办法。
杂草入侵后怎么办？在西方有各种“杂草法案”，问题意识一向很强的科学家更不会闲着，消灭、控制杂草的措施层出不穷。科学、科学家从来不怕事，就怕没事。但有多少措施是管用的？一定要区分短期管用和长期管用，还要看有多大的副作用。
谁有先见之明？严格地说，谁都没有，或者谁都有一点。常识以为，科学家在预测上比较在行，其实在杂草问题上，并非总是这样。梅比引证大量材料，反而显示文学家、诗人比科学家更有先见之明，能提前“看到”大尺度事物演化的可能结局。这并非因为前者智商更高，只是由于后者更专业而自坠井底。
如果仅仅根据科技杂志上的最新成果来写一部关于杂草的科普著作，我想不会吸引太多读者。梅比没有那样做，他似乎更喜欢引用文学作品和绘画，他在乎莎士比亚、克莱尔、华兹华斯、杰弗里斯、温德姆、塞尔夫、丢勒。即使对于他不喜欢的拉斯金，他也大段引用，并找出对他的“反科学”观点有利的一点最新科技进展。
人类与杂草周旋颇久，时间跟人类的历史一样长。但不得不说，只是在所谓的“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文明横扫世界之后，杂草危害才变得突出。世界的西化告一段落后，新技术革命特别是转基因技术再次启动了杂草风险警报，而兜售转基因植物的孟山都公司以出售特制的除草剂而闻名。
20世纪60年代，美军向越南喷洒了1200万吨橙剂——一种高效的化学落叶剂，为的是让游击队无处藏身。橙剂给越南国土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五十多年过去了，相当多被喷洒的森林仍然没有恢复过来。那些地方特别适合丝茅等杂草生长，人工干预没什么效果，火烧反而加速了其疯长。人们尝试栽种柚木、菠萝和竹子，但都失败了。不过，最近丝茅又从亚洲潜入美国，让南方各州头痛不已，“不得不说这种复仇颇有些诗意”（中译本第15页）。
别忘了，孟山都就是当年橙剂的生产者、获利者。我在越南参观过一座博物馆，那里展示了大量橙剂受害者的照片，真是惨不忍睹。这个“猛散毒”的孟山都摇身一变，成了现代农业甚至生态农业的化身，真是够讽刺的！
《杂草的故事》提醒人们以更宏大的时空视野、非人类中心论的视角看待植物。此过程即便不能提升我们的境界，也能弱化我们过分干预的冲动。“道法自然”，顺自然者长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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