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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读祖父钱穆致徐复观书简 | 钱婉约

钱婉约 文汇笔会 2021-03-11

从左至右:金耀基院长、鲁桂珍博士、钱穆先生、李约瑟教授及马临校长,1979年在新亚书院钱宾四学术文化讲座上。

A 

晨起,窗外的雨沙沙地沛然有声,给人一种难得的宁静、甚至美好的错觉。对于总是干燥的北京,又值暑热,一场夏雨所带来的美好,不用说,它是真实的,不是错觉。只是,衬着这半年来被新冠疫情所搅动的家事、国事、天下事的大背景,实在难言人心深处能够有真正的“岁月静好”。

    

其实人生和时代,就总是难免要遇到“无常”、遇到“灾难”的。那个 “愿岁月静好”的初衷,也正是在难以静好的社会与时代里萌发的吧。真正的静好,只在一己的心中,只在古今你我的精神里。有时悠长,有时短暂,甚至一瞬如“青蛙跳入古池中”。如同此刻,见到一场及时的夏雨,又如同一项工作的投入或精神上的追求,可以让人乐以忘忧。

    

连日来,为中华书局校看书稿,是祖父钱穆(宾四)先生1948年到1957年间写给徐复观先生的书信原件的整理稿——《钱宾四致徐复观书简》。两年前,先是将这些信一封封地读释文字、录入电脑。因墨迹原信基本上只署月、日,有的就只署日子,所以,继而是根据部分留存的信封邮戳,更主要是依据内容,对书信进行判断排比、编次年月日。那个时候,是一字一句一封信的复原,正如一砖一瓦一间房的修葺堆垒。现在,书稿的全部清样出来了,正如一个巷陌交错的城池初具规模。我通篇校核,一封封信读来,真可谓“见字如面”,“如饮冽泉”。书信的写成虽然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而信中的内容,重温起来,很多地方竟然“于今犹然”,不失语重心长的教谕意义。

    

B 

说起来,书信的那十年,正是钱先生一生中最为播迁动荡、难言“岁月静好”的时期。信中最多的内容,一是创办新亚书院,拓展教育教学,因钱先生是院长;一是维持和发展《民主评论》杂志,因徐先生是主编。

    

对于钱先生来说,当时的徐先生、唐君毅先生与他一样,是在流离中的香港、台湾,对祖国传统文化深怀眷顾与努力维护的同仁。正如徐复观所言: 

    

“身无一日之储,居无一椽之藉,顾行装尚无卸处,方且相约,欲以赤手空拳,延续中国文化命脉于举目无亲之地,惊疑震撼之时。新亚书院之创立,盖有类于乞食团、托钵僧,特无宗教旗帜之可资凭借号召耳。”(徐复观《忧患之文化——寿钱宾四先生》1954年)

    

钱先生给徐先生的那一封封手书信函,情真意切、推心置腹。书信中,新亚初创的艰难和辛苦,自办刊物《民主评论》的曲折维系,办学行政的繁杂与静心为学的兼顾,浮躁学风与学术理想的固守等等内容,构成一幅幅“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的特殊历史画卷。这十个字,出自钱先生为新亚书院撰写的校歌歌词,是很真实的写照。


《新亚校刊》创刊号

    

1984年,我随父辈家人到香港为祖父九十诞辰祝寿,曾经与祖父母及新亚的师生们一起,去参观(他们是重温)新亚书院“亚洲文商夜校”和“桂林街时期”的早期校舍,当年的老学生们告诉我们家属说,钱先生就是在这里,白天上课,晚上等学生散去,便把教室的桌椅拼合起来,作为临时寝卧的床铺。第二天,趁晨曦微露,又赶紧卷起铺盖,复原课桌,开始新一天的课程教学。如此“教宿兼顾”的桂林街校舍,一住就是五六年,这就是“身无一日之储,居无一椽之藉”的由来。

    

祖父只身一人,处仓皇之时,行多艰之事,劳心耗神,不免常犯胃病。余英时先生有一段回忆说:

    

“有一年的暑假,香港奇热,他又犯了严重的胃溃疡,一个人孤零零地躺在一间空教室的地上养病。我去看他,心里真感到为他难受。我问他:有什么事要我帮你做吗?他说:他想读王阳明的文集。我便去商务印书馆给他买了一部来。我回来的时候,他仍然是一个人躺在教室的地上,似乎新亚书院全是空的。”(余英时《犹忆风吹水上鳞——敬悼钱宾四先生》1990年)

    

C 

书生的感世忧道,就是这样的艰难困乏而不忘多情奋发,用祖父书信中常提到的话说,就是全靠“一种苦撑苦熬的精神”、“唯有苦干”而已。对于新亚创业维艰、“事务冗杂”的感叹,特别是院务繁杂与静心读书研究的两难,在书信中反复涉及,几乎贯穿始终。摘引几条如下:

    

新亚事并非无成绩,学生中极有进步有希望者,虽此事弟实牺牲了极多精力。至今三年,从未细心读书,存货出清,恐将倒闭,学殖荒落,极以自憾。然出处所关,亦不能专为自己一人学业打算,并无从打算起。只盼时局好转,便此后生活能稍有安排耳。”(1952年)

    

(做《论语新解》)惟恨人事牵杂,不能一意专心写,只偶捉暇,随时写一两条,势不免有疏失。(1953年)

    

此积年虚名,只从吃苦中来。(1955年)

    

到新居以来,精神殊佳,然冗杂则一如旧况。……应事之外,逼着写文章,更无闲情逸趣沉潜读书,如何得了,如何得了,言此慨然。(1956年)

    

1954年8月,祖父六十岁生日前夕,徐复观在台湾发起,由港台的一些友人,为钱先生颂寿,将在《民主评论》上出文章专辑。钱先生在回信中说:

    

弟忧患余生,饱经苦痛,回忆全是苍凉一片,六十之年惟是六十年苍凉而已。至于志业所就,亦仅仅写得几本书。而方今士不悦学,真能读者殊不多。若朋辈过为揄扬,窃恐转为不知者诟厉。故弟于今年六十,实一无好情怀,非过为矫情也。

    

大稿必有精彩,惟恐下笔过重,不克堪当。此刻虽未能寓目,然已若不胜有内惭之心。声闻过情,实足惴惧,尤值薄世,能闇然方佳。至于学术是非,本不可以笔舌争,只有淡然付之,数十年后,求来者徐定之。(《钱宾四致徐复观书简》1954年8月27日)

   

这封“六十感怀”,不啻字字珠玑,苍劲而蕴藉,一语而千钧。正合了《中庸》“君子之道,暗然而日章”的寓意。信中说到“忧患余生”,而来日尚丰,余生正长;说到“苍凉一片”,而其实是有坚强的信念和毅力去填充它的。就是靠着上述那种苦撑苦熬苦干的精神,渐渐换来了新亚书院在香港的立足与发展。他个人也在六十岁以后的生命中,结出《庄老通辨》《论语新解》《朱子新学案》《中国史学名著》等一系列的钱学重要著作。学术本是“为己”之事,独对古人,接续千年道统与文脉,因自信而能于他人的批评“淡然付之”。“数十年后”的今天,他的书还在被广泛地阅读和讨论,或正是他不期而遇的结果吧。学不厌,教不倦,艰险奋进,困乏多情,这是与“十万里上下四方,俯仰锦绣;五千载今来古往,一片光明”的历史文化信念分不开的。

    

D 

在余英时先生上面悼念文章的最后,他说:

    

“钱先生走了,但是他的真精神、真生命并没有离开这个世界,而延续在无数和他有过接触的其他人的生命之中,包括像我这样一个平凡的生命在内。”

    

我想说,不仅是与他有过接触的人,还包括读他的书,追随他的精神世界的人。在这个悠长的、夏日的雨天,这样地一封封读着他的书信,让人的心境也渐渐豁亮宽广起来。便觉得眼前的困厄,人类所面临的病毒与疾病的威胁,社会所面临的生产与交往的失序,不也正是历史长河中无数激流与波折的一个吧?虽然或许是其中比较湍急和凶险的一个。身逢其时,身当其事,正不妨学习前贤,坚定信心,平和心态,达观以待。


    

那辆开往桂林街的校车还在行驶,车上师生与祖孙三代同唱新亚校歌的旋律还在耳畔。且录附《新亚校歌》歌词,以结束本文。

    

    山岩岩,海深深,

    地博厚,天高明,

    人之尊,心之灵。

    广大出胸襟,悠久见生成。

    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

    

    十万里上下四方,俯仰锦绣,

    五千载今来古往,一片光明。

    十万万神明子孙,

    东海西海南海北海,有圣人。

    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

    

    手空空,无一物,路遥遥,无止境,

    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

    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

    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

    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

    

     2020年7月9日于畅春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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