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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隐居,更是对生活的关注和参与 | 陈沐

陈沐 文汇笔会 2019-07-11


在书店偶遇一本书,《做二休五:钱少事少的都市生活指南》。封面漫不经心,翻翻内文,也都是些日常琐事。整体呈现一种“可看可不看”的气质。但是说不上来什么原因,我很好奇这本书到底写了什么。

    

最终,还是一字不漏地读了。唐诺说,“阅读是很生物性很本能性的,就跟你体内缺什么营养会不自觉想摄取什么样的食物一般,就像养猫养狗的人晓得它们会自己跑野地找某种草吃一般”。这本书对我而言,岂止是食物,简直就是药,化解了内心很多顽见与焦虑。

    

作者大原扁理是一名日本“85后”,二十多岁时就开始“隐居”于东京郊区。这么年轻的男生,一周只需要上两天班,还能够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书,会是一个怎样的人呢?

    

是少年成名、获得一大笔版税、不为生计所累?不,他只是一名没读过大学的普通青年,在东京郊区租房子住,每周的两天工作是去做护工,其余时间则是干家务活、以最省钱的方式锻炼和娱乐(泡图书馆、散步和做操)、短途旅游、会友。

    

他是网红吧?像那些改造出租屋、在终南山耕田或者365天早餐不重样的达人们,把自己的生活展示在自媒体上,吸粉无数……也不是。这本书里没有任何手绘、摄影的图片,也没有展示作者在家居装饰、收纳、绿植、美食等方面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在介绍家附近常见的野菜时,画了几幅手绘,但纯粹是出于“把它们当做食材”的实用性目的。

    

是家里有矿?并没有。他当过书店店员、商超员工、零件工厂员工,每天上班12小时,假日都得加班。赚了钱,便辞职出国旅游……但他父母并不认同这种生活。于是他离开了家乡,来到东京,只为寻求大城市对多元生活方式的宽容和接纳。

    

也就是说,他的生活,不属于我能够理解的任何一种“隐居”。既然无法纳入正常的认知体系,那就归入负面吧!比如,拖社会的后腿、冷漠、自闭?他也承认遭受过类似质疑,“很多人说,就是因为有你们这样的人存在,日本经济才会倒退”。

    

但是全书给人的感觉,却是很阳光和温暖的。作者很自立,上高中时就开始打工了;他对外界很感恩,“无论是一个人的旅行,或者宅在家的生活,都是因为有大家的帮忙我才做得到”。而且也很有社会责任感——他在消费时,常常会考虑为社会带来的影响,“荞麦面或米、味噌等,我都尽量买日本国产的。虽然价格贵了点,但我想要对粮食自给率的提升做出一点微薄的贡献”;他基本上不使用超市卖的化学清洁剂,“一想到合成表面活性剂会流到河里,就觉得可怕,所以不使用”……此外,他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因为怀有“减少全社会医疗负担”的大愿,“不可预测的状况先撇开不谈,若是得了明明自己可以防治的疾病,治疗费中有七成还要用税金来填补,从各方面来说都太对不起社会了”。

    

他隐居期间,做着照顾重度身障者的工作(每周两天,坚持多年)。因此他对该行业也提出了一些建议。由于日本政府预算有限,因此要减少照护事业的看顾费用预算;但是另一方面,从事此行业的人付出和所得常常不成正比,所以他认为,如果减薪势必造成更多人离职,从而导致看护业更加缺人手。他提出一个方法是:让需要被看护的群体互相帮助,以其力所能及的劳动来换取奖励。比如让高龄者看护、照顾幼儿等等,然后以“只有当地商圈可使用的地方货币”作为酬劳发放给他们。这样既可以减低政府的财政支出、减少行政流程,从而避免税金问题和繁琐的程序;又可以让弱势群体适当参与到社会活动中,对于提升他们的身心健康很有益处;同时还能活化地方经济……

    

没想到这样一位闲云野鹤的青年,居然会考虑这样的问题,我感到非常诧异,并且开始反思:我此前对于“公益”的认知,是不是有误解?

    

一直以来,我以为提高大家对某个公益问题的关注,一定是要通过舆论引导,通过社会大环境营造氛围才能达到效果,要通过相关机构举行大型活动才能实现。即使是在同一个组织中,处在不同岗位的人所做的贡献也差异极大,“每个岗位都很重要”之类的教诲,我以为只是对低技术含量岗位从业者的一种安慰性的说辞。但是大原扁理的例子让我意识到,即使处在一个非常“微不足道”的位置,也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也可以影响到很多人。这本书除了日文版,还出版了中文繁、简体字版(其他版本未知)。目前的版本已经覆盖了人数众多的华文读者圈。他虽然只是介绍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但广泛涉及了环保、农业、老龄化等问题。这种私人语境里的毫无说教味道的公益,甚至比很多公共机构的宣传更有感染力。

    

当然,这本书绝对没有否认公益组织的作用,而是让我与自己达成和解:不再沉湎于过度的焦虑的自卑。认识不少公益人士,我常常被他们的热情感动,进而会愧疚自己无法像他们一样深入地、全然地投入到利他事业。但是这本书让我知道,一个人把自己的身心安顿好之后,才会本能地生出对周围人的感恩和关爱。这一切如此自然,就像水满了就会溢出来一样。而如果一个人每天要为家务、谋生、教育子女等诸多生存层面的任务而忙碌,怎么还能奢求他/她关心冰川又融化了多少立方?多少海鸟又因为误食了塑料垃圾而亡?多少留守儿童期待与父母团聚?……我总是希望自己的任何行为都能够不给外界造成负面影响,否则就会陷入深深的焦虑(就像流浪汉沈巍不忍心扔掉只用了一面的纸,这种痛苦我太熟悉了)。这是不是犯了精神层面的“揠苗助长”之忌?毕竟精力有限,牵涉太多反而容易两头失塌,从而让人产生全方位的挫败感。与其这样,还不如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就像大原扁理所说,自己在每周五天的自由生活中得到足够的疗愈,这样才能做好极耗费耐心的每周两天的护理工作。

    

再回到此书的主题:隐居。在很多人的认知里,隐居是令人羡慕的,但一定是那种“功成身退”型的隐居才行,否则就是对生活的逃避。所以现在有一种有趣的现象是,“隐居者”也不得不拼命刷存在感:详细记录每天的生活,定时上传ins风格照片,似乎只有这样才能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性。曾经看过一本山居之书,在作者插秧的照片旁,配图是朋友送来巧克力布朗尼,背景是远山如黛,近水含烟……当然,这是流量时代的生存必须,毕竟版税和广告费可以让隐居生活更有保障。虽然这类隐居者也渴望“岁月静好”的闲散,但我从中感受到的,还是那种属于创业者的斗志昂扬与追求尽善尽美的心境。而大原扁理,是在真正衡量过不同生活的“性价比”、知道每种生活需要付出什么代价之后,选择了目前的生活方式,包括很多不入流、不完美的部分——

    

“狠狠拒绝不要的东西,最后留下的,就是虽然稀少但自己真心喜爱的超朴实生活”。


本文刊2019年6月24日《文汇报 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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