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戎：外来人的成年礼——从潮州到广州
建成于1904年的潮州“时钟楼”其实是个教堂
我小时候的潮州，是个很小的县城。城里只有一条主要的街，纵贯南北，我们都管它叫大街。这种命名法倒是很美国：美国好多城市都有一条叫Main Street的主街。这样想想，家乡马上洋气起来。
我家住在古城的北门，离李嘉诚旧居直线距离不到200米。他家门口的北门街，就是我们家买菜的菜市场。
小时候经常要跟外婆去走亲戚。每次都是去她的妯娌在南门外猷巷的家，抽根烟，聊聊天，全是小孩觉得特别无聊的行为。从北门走到南门，大概有一千两百米远。这对四五岁的孩子来说，是有如长征一样的距离，每次都是走到腿快要断的感觉。这样断腿的行程，每个月一般有两次。
等我很大以后，才知道，我和外婆走那么远，是去借钱的。我的父母在各自的家里都是长子长女，上有老下有小，还各有弟妹，每月的工资都是入不敷出，每到月底就得去亲戚家借钱周转。外婆是前清末代秀才的儿媳妇，每次去，都会委婉地说，“哎呀，今天怎么搞的，出门忘了带钱了，先借5块钱去买菜。”她的妯娌无比默契，绝不多问半句：为什么每次出门都会忘带钱。就这样月底借，月初还，循环往复，传统的民间无息小贷金融满足了我们一家的现金流需要。
我在潮州出生长大的那些年，潮州的地位很低，被汕头管辖着。我的同学到外面上大学被人问起籍贯，还要怯生生地说，“我是汕头潮州人”，生怕出生地名头太小。但其实，潮州祖上是很阔的。
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时，潮州就是其中约定的对英法美开放的五大通商口岸之一。但由于潮州城区三万民众的强烈反抗，外国人主动放弃在潮州城区贸易，改到相对安全的汕头设立海关，进行贸易。在此前，汕头只是一个小小的渔村，就像改革开放前的宝安一样。但此后，汕头以其优越的地理位置和相对安全的环境，逐渐超越了潮州城区，成为粤东的经济中心。1981年更被批准设立经济特区，自此一骑绝尘，把潮州留在了岁月里。1940年逃难离开潮州的李嘉诚先生，也把他要捐给家乡的大学放到了汕头。
潮州有个叫“时钟楼”的建筑，其实是个教堂。这个叫圣母进教之佑大堂的建筑是天主教在潮州的哥特式教堂，历时19年打造，建成于1904年，当时的规模在广东省内仅次于广州圣心大教堂。
1904年的潮州还有另一件盛事：当年的8月19日，通往汕头的潮汕铁路开工建造，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条商办铁路，1906年11月16日建成通车。这条全长42公里的铁路花了200万美元（约等于今天的6000万美元），工程由日本工程师佐藤兼之铺主持，枕木和车厢来自日本，钢轨和火车头则是美国制造。饶宗颐的《潮州志·交通志》记载：“因潮汕铁路控制福建西南及广东东部出海要冲，营业额甚为可观，日均货运量约为100吨以上，收入几乎可以和日本东海道的铁路相等，是当时中国营业状况最好的铁路之一。1939年潮汕战役爆发，6月16日因潮汕铁路遭受侵华日军的飞机轰炸破坏，被当时广东省保安处和第四战区汕头前敌指挥部下令拆毁。抗战胜利后，潮汕铁路公司无力再兴建恢复铁路，于是在原铁路路基的基础上将铁路开辟为公路，即为现在的潮汕路。”
1906年11月16日，潮汕铁路通车
这条已经不复存在的潮汕铁路和我外婆是同龄人。同样生于1906年的外婆一生受尽磨难，但对儿孙只有慈爱。她身上有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切美德，一直隐忍，从未听她抱怨半句。她和我还是中学的校友，到我上大学时，她还跟我通信，尽管因为眼花，字写得斗大，每页信纸上只能写七八行字。我很自豪，因为同学里面，虽然也都会收到家书，但没有人会收到外婆的亲笔信。
我和外婆上的中学，是潮州当地有名的学校，前身是创办于光绪三年（1877年）的金山书院，因古籍藏书丰富成为当时名人学者的聚集地。后来数易其名，从潮州中学堂，到省立潮州中学、省立潮州金山中学，再变为广东省立第四中学、广东省立金山中学、潮安县立第一中学，现在叫潮州金山中学。
80年代的金山中学在全省都有竞争力，进了金中，上大学就相对有把握了。
1987年，我顺利考上第一志愿，到广州念书。就像江浙子弟都要往上海聚集一样，粤东粤西粤北的年轻人，到省城去发展是理所当然的选择。
那一年九月的一个清晨，坐了一个通宵大巴的少年人睡眼蒙眬地在广州小北下车，到达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城市。他并不知道从这一天开始，自己会在这个城市待足30年，还或许会更长。
那天清晨微凉的风，就像是一场成年礼，提醒自己已经永远离开父母的羽翼，潮州则是一个逐渐远去的故乡。
广州的一切，对小镇青年来说是大开眼界、目不暇接的新鲜。
从车站到学校，会经过当年羊城八景之一的区庄立交。要知道潮州连行人天桥都没有，而广州的第一座立交桥区庄立交可是有多达四层互不干扰的路面啊。看着前后左右上飞下穿的车流，恍然有小灵通漫游未来的即视感。
作为一个外来人，广州最让我迷恋的地方是它的自由、包容和契约精神。
虽然历史上中国的政治中心都在北方，但广州是近代革命的策源地。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都从这里北上。黄埔军校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也在广州。今天的先烈路上，还可以看到纪念淞沪抗战中英勇捐躯的十九路军将士的凯旋门，上面写着“碧血丹心”（下图）。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中，是高高耸立的自由女神像，纪念那些为了理想、为了民族的未来无惧牺牲、浩气长存的林觉民们。
广州从两晋南北朝时期起就是中国的海上贸易中心。到唐代，聚集在广州的外商已经有十多万人。从此，广州成为中国最早对外开放，并从未关闭过的贸易通商口岸，不仅是全国最大的贸易港，也是世界性的贸易大港，更同时是中西文化宗教的交流重地，各国高僧、传教士陆续经由广州来到中国。至明代闭关锁国，实行海禁时，广州也是向大部分国家开放的唯一通商港口。清朝乾隆年间，广州更成为“一口通商”的那一口，广州十三行垄断了大部分中国的对外贸易，广州成为当时世界第三大城市，仅次于北京及伦敦。1842年的《南京条约》开通广州等五处为通商口岸。新中国成立后的对外商品交易会，自然也设在广州。
港口城市的气质就是包容，广迎天下客，来的都是客。而成为商都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契约精神。
在广州待了三十年。虽明知去北京、上海会有更多的机会，更大的发展，但我没有离开，而是用三十年的时光把广州住成了生命中最重要的地方。
本文刊2017年11月26日《文汇报 笔会》
点击“阅读原文”可跳转至《今生一盅茶》购买网页
【笔会上月好文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