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的清光绪三十一年（约1905年），对中国而言真可以说是多事之秋。那一年发生了许多大事，其中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就是至少实施千年以上的科举制被废除了。以前对科举制颇有微辞的严复在废科举的第二年说：“此事乃吾国数千年中莫大之举动，言其重要，直无异古者之废封建、开阡陌。造因如此，结果何如，非吾党浅学微识者所敢妄道。”

　　 的确，科举制是一项集文化、教育、政治、社会等多方面功能的基本建制（institution），上及官方之政教，下系士人之耕读， 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流动之中，在中国社会结构中起着重要的中介和维系作用。 这样一种基本建制的废除，不啻给与其相关的所有成文制度和更多约定俗成的习惯行为等都打上一个难以逆转的句号，也产生了涉及各层面的广泛社会后果。

　　 当时就有人指出：此举“关系于社会者至深。社会行科举之法千有余年，其他之事，无不与科举相连。今一日举而废之，则社会必有大不便之缘”。 本文仅就废科举对乡村教育的影响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城乡疏离、乡村中士绅成分的转换等方面进行一些简略的探讨，较多注重那些反映趋势或倾向的现象。

　　 一、对乡村教育的影响

　　 张之洞、袁世凯等疆臣其实也知道：“就目前而论，纵使科举立停，学堂遍设，亦必须十数年后人才始盛。”他们不过以为，“如再迟至十年甫停科举，学堂有迁延之势，人才非急切可成，又必须二十余年后，始得多士之用”。为了使士人不存“侥幸得第之心”，民间放弃“观望”心态以参与私立学堂的建设，故不能不立停科举。

　　 新学堂是否培养出“国家”所需的多士，确须从一二十年以上的长程进行考察，甚或可以不必论清廷本身的存废。而民间是否能如其所愿，因废科举而积极参与私立学堂的建设，也还可以推敲。当时即有乐观的预测，以为“科举废矣，学堂其必勃然兴”。盖上可“以用于科举之费而用于学堂”，下则“以求于科举之人才而求于学堂”，学堂之经费和学生都会“顿增无数”；更因此后“出身皆在学堂之内”，故办学堂者和入学堂者皆“不患其不多”。

　　 预测者陈冷（字景韩）后来成为著名报人，那时或尚有些“少不更事”，因为其所想像的“用于科举之费”实在是个很小的数目。中国传统政治基本是一个不特别主张“作为”的“小政府”模式，因“作为”方面的要求不高，故产生与此配合的轻徭薄赋政策，不提倡政府与民争利；而教育体制也与此行政、税收取向配套，大致符合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全毋需高投入，政府支出的份额亦甚少。但新学制的教育成本就远高于科举体制下以民间为主的读书系统，可能远超出当时中国社会习惯的负荷。废科举当年，《中外日报》的一篇文章便指出：

　　 中国之民素贫，而其识字之人所以尚不至绝无仅有者，则以读书之值之廉也。考试之法，人蓄《四书合讲》、《诗韵》并房行墨卷等数种，即可终身以之，由是而作状元宰相不难。计其本，十金而已。以至少之数而挟至奢之望，故读书者多也。

　　 此文所见中国传统教育投资甚低是个极其重要的因素，稍后候补内阁中书黄运藩也说：“科举办法，士子自少至壮，一切学费，皆量力自为，亦无一定成格……乡间书塾，每省辄盈千万，官所经营仅书院数十区，？脯膏奖，率多地方自筹；少而易集，集即可以持久，无劳岁岁经营。” 正因耗费不多，所以才有“乡间书塾，每省辄盈千万”的可能。且黄运藩指出了另一值得注意之处，即乡间书塾皆民间自办，并不倚靠官力。而新学堂就不同了，《中外日报》的文章说：“今一旦废科举而兴学校，其所学者必科学也。一器之费千万金，一师之俸数千金，此断非数家之力所能及（此从乡曲多数立论，非指少数之人与地也），不能不合一县之力成之。而今之县，稍有余力，均已尽于赔款，盖有欲兴一小学堂而不可得者。即兴一小学堂，而其力亦不足以养多人（所收学费不能不十倍于平时乡塾之费）。即以官力助之，今之官力亦能有几？”

　　 过去操办地方塾馆（对应于官立或公立学堂的“私塾”是后起的称呼）多为自愿或半自愿的私人事业，往往是创办者多出资，而伴读或借读者所交束？多带补充性质，贫富的负担通常是有差别的；且还有宗族或地方的各类公田及“宾兴”等民间建制，对贫寒而真能读书者而言，上升性社会变动的机会始终存在。新式学堂较前花费大得多，特别是平白增添了可能是专职的管理人员，资金乃成大问题。更重要的是办学已成集体或官方之事，这一由私向公的转变可能减弱民间的积极性。

　　 从光绪初年起长期在京师和地方为官的何刚德说：“科举时代，悬一格以为招，人人各自延师，各教子弟，国家亦不必人人为之延师也。学堂制兴，官立学堂，是官为之延师也。官力不足，失学者多，于是合群力而为私立学堂，是私人代为之延师也。” 他这里所说“合群力而为”的“私立”，恐怕更多是指晚清的“公立”学堂，非纯粹私立者。不论“官立”还是“公立”，都非读书人“自延师”，而是他人“代为之延师”，求学办学的主动性是有差别的。

　　 山西五台县的马儒行后来也说：“往昔村塾，起于村中有士之热心倡导，及旁人之钦仰，全系自动的设立，而应乡间之须要……及晚清初办学堂，因系出自村人热心提倡，故亦富活泼精神；民初尚有生气，及后官府督责加紧，强迫亦力，初时固若进步；然戕贼活气，外力一退，从而衰颓不振。”盖“学校归村公办，成为照例的故事，与村人无亲切之意味”，导致“热心者亦怠于提倡，即提倡人亦疑畏不前”，终不能不日渐衰颓。这虽只是一个村的经验，但其关于办学动力内在和外在的区分，与何刚德所说的自延师和代为延师，可相印证。

　　 后来也有学者对那时士绅办学的积极性进行了“理性”分析，如市古宙三认为，本来反对废科举的士绅此后则颇识时务，另辟办学堂之途以保存其特权，对此非常热衷，甚至不惜自己出钱办学。 当年的士绅群体是否能将“保存特权”提升到意识层面，及其是否有基本一致的群体行动，我尚存疑；更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反对废科举，一部分支持办学堂。一些人确曾一度积极参与办学， 唯其热情似乎仅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几年后有人“证诸各地实在状况”总结说，废科举次年，兴学之风“大盛，各处学堂，以是年创设者，不可屈指计。以今观之，自兴办学堂以来，此年之进步，可谓一跃而至极点矣。自是至今，细察各处学堂之状况，则着着退步，大有一落千丈之势”。

　　 而其所列学堂衰落的第一原因即“办学经费之无从筹措”，与陈景韩的预测大相径庭。当年除少数官立学堂经费较有着落外，公立者势必涉及地方“公款”的支用。私立者除换汤不换药一类学塾改办者外，真正要达到官府规定的水准，开办费至少需银数千两，用于平时开支的“每年经常费至少必一二千（两）”。以这样的规模言，有能力“不惜自己出钱”的士绅恐怕屈指可数。通常也只能是先集资创办，后因无力维持，“遂不免要求地方公费之补助。但地方公费各有所归，必无闲款可以指拨；即有可归学务上动用者，亦已为官立、公立各学堂所挹注，必无余力再及于此。其结果遂以无补助而至停办”。

　　 地方公费的处理是转型社会中最为敏感的问题之一。近代公田各地皆有，比例不一；受到外来冲击相对少的地方，公田比例可能很高，如毛泽东1930年调查的寻乌县，那时公田比例仍高达全部耕地的40％，其中60％为族产，20％为与信仰相关的庙产，10％为学田，还有10％为桥会、路会、粮会一类的社会公益田地。这类田产的收支有“公堂”一类机构处理，过去多由士绅管理，但其用途也已大致固定，要大量转用以办新学堂，很容易引起纠纷；后来频繁发生的“毁学”事件多半因此而起，大致也是导致新学堂发展停滞的一个因素。

　　 另一项陈景韩的想像性预测，即来学者众，也未必如其所想。官立学堂及待遇同官立的公立学堂，想入学者往往趋之若鹜。但那毕竟是少数，容量有限。且也有例外，主政陕西的樊增祥于废科举后两年说，西北办学堂有两难：一无教习，二乏学生，“通都大邑，招考诚不乏人；若荒僻小县，秀才犹不知书，而况童稚”。若一般私立小学堂，则即使不收费，有时也存在生源不足的问题。

　　 有位关心学务的观察者于光绪三十四年冬调查了南方某县乡间的办学情形。经费不足是明显的，但更大的困难是招生。学校初设时，“亦尝贴广告于通衢，招人就学。乃待之许久，初无来校报名之人。校董不得已，则择其家有子弟、而其力又足使之就学者，亲往敦劝，许以不收学费。然犹应者十一，拒者十之九”。这些不欲子弟读书者约分三类，或以为“科举已废，吾家子弟可不必读书”；或怀疑“君等开设洋学堂，殆将引诱我家子弟，使吃洋教”；还有的担心初以不收学费相引诱，到第二年即会要求出学堂捐。虽顾虑各异，“而其不愿子弟就学则尽同”。由于此校董乃“乡中董事，颇有势力。乡人仰仗之处正多，不敢过拂其意”，结果招来学生二十余人，“然推其本心，乃迫不得已，特以此为酬应校董之举”耳。

　　 可知对读书前景的失望和对新体制不信任是家长不欲子弟上学的重要原因。稍后也有人观察到，当时很多人对新学堂“猜疑不信”，尤其对那些与前不同的教学方法有所疑虑，故将新学堂“目之为洋学堂”，而将其教法“名之曰洋教法”。甚至以为“习体操也，谓将练习飞檐走壁，以为窃盗之预备；学唱歌也，谓将练习吹弹演唱，以为优伶之预备；信口诋谤，无所不至”。尽管子弟入学堂的总数“逐渐稍增，亦以大势如此，不得不然耳”。有些人“子弟虽在学堂，而其诋毁学堂仍如故”。

　　 清季设学堂时，对各级毕业生都有相应的“奖励”措施，可授以适当的功名，学历高者尚可能得到实职。但或者这些条款宣传得不够广泛，或者乡民对新政缺乏实际的信任，以中国传统对读书的重视，一些乡民竟然谢绝免费读书的机会，科举制废除对社会及大众心态的冲击强度，似乎还在我们过去认知之上。或因民间有这样的心态，废科举不过几年，学堂与私塾竟又形成竞争局面，有时私塾还略占上风。宣统三年即有人注意到：“昔之学生，大抵出私塾而入学堂；今之学生，乃有出学堂而入私塾者。”

　　 大约同时，《申报》的一篇文章也说：在学堂与私塾的竞争中，“入学堂者既多，私塾自归消灭，此固一定不易之理。但默察近年来情形，则有大不然者。即学堂日渐退步，而私塾反日渐进步”。有些塾师原已“翻然变计，阅新书、学师范，投入学界而掌教学堂”，但“近年来因学堂日见减少，教习之人浮于事也，亦有仍退居私塾者”；学生也不乏“原在学堂者后亦改入私塾”。这还是“就苏、常诸郡风气早开之地言之，其他荒僻之地，更不知何如”。而“私塾之所以受社会之欢迎”，也因办学较具弹性，其“善趋时尚者”，教学内容“亦添入算学、图画等科”。这类“不新不旧之教法”，颇“能迎合多数人之旨趣”。而新学堂则遵循西式作息制度，又收取各类额外杂费，乃“大招社会一般人之厌恶”，反助私塾“日渐发达”。

　　 亲私塾远学堂的风气至少在农村是长期延续的，20世纪20年代毛泽东看到的湖南农民，对“洋学堂”仍然是“看不惯”。因为“乡村小学的教材，完全说些城里的东西，不合农村的需要。小学教师对待农民的态度又非常之不好，不但不是农民的帮助者，反而变成了农民所讨厌的人。故农民宁欢迎私塾（他们叫‘汉学’），不欢迎学校（他们叫‘洋学’）；宁欢迎私塾老师，不欢迎小学教员”。又约十年后，有人对江苏江宁县淳化镇进行调查，农民仍然认为“新式学校是洋学校，所读的书是洋书，多不适合他们的需要”，故许多人宁愿把孩子送入私塾。

　　 而废科举者最关注的人才培养，至少在从政方面，其后几年间的成效也不理想。梁启超在1910年指出，当初废科举，乃“欲举天下之仕者尽由学校，意诚善也。然以今日教育现象论之，欲求完全之大学卒业生以为用，未知期以何年”？为更有效地选任官吏，梁氏乃“悍然曰：复科举便”！当然，其实际的建议是采取一种类似科举的开放性考试选官制度。这也提示出，尽管清廷在废科举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安置既存有功名者，这类举措似乎并不成功。

　　 与前引严复所论相比，梁启超对科举制的重新反省要彻底得多。中国传统政治从思想观念到实际治理的方式都有其发生发展的统系，且有其社会基础。古人以为，实际的政治管理必须在教化可及的基础上。这一观念也逐渐社会化，成为上升性社会变动的主要途径。落实在体制上就是从汉代发端到唐宋成熟的通过考试选官的科举制，任何编户齐民只要能通过一定层次的考试就可以担任一定级别的官员，这样一种“布衣卿相”的梦想曾经是四民之首的士和可望进入士阶层的乡村农业中产阶级的持续追求，可以说是典型的“中国梦”。

　　 当然，科举制的开放性很多时候是理想大于实际的；且随着中式者的积累，获得举人以上的士人中也只有一小部分人真能得官。但正如前引《中外日报》的文章所说，这样明知有些侥幸的体制“足以相安千余年而不见其不可终日者，则以若辈虽多终身不得之人，而要无日不有可得之理想，故其希望之心不绝。即此希望之心，彼乃借此以养生尽年，而得以悠游卒岁矣”。 伴随着不甚高之教育投入的是上升性社会变动的不绝希望，正是科举制保障了这一梦想的持续，并以一定数量的成功范例鼓励之。

　　 我们切勿低估这样一种体制保障带来的社会后果，据毛泽东在1930年以口述采集的方式进行的调查，江西寻乌县的教育水平相当高，全县识字率达40％，因女子基本不识字，男子识字率可能高达80％。到1930年时全县虽仅有举人1人，却还有400个秀才，即平均每1000人中有秀才4个。这里的新教育也有一定成效，全县10万人口中有初小学生5000人（5％）、高小学生8000人（8％）、中学生500人、大学生30人，还有6个出洋学生。

　　 寻乌这样的教育水平部分或因其公田比例甚高，似有些世外桃源的感觉。另一湖南人杨开道在1927年曾说，中国“一百个农民里头，不过有五六个人能识字；至于受过普通教育的人，则不过一个二个罢了”。故“农村社会里面的人民，多半没有知识”。杨氏是专门研究农村的社会学家，其所说与寻乌的现象相去太远，究竟应采信何者呢？一方面，应充分考虑中国的“地大物博”，尤其在公路和铁路尚少、机动车仅为少数人使用的时代，各地情形可能很不一样，区域性的差异和多样化是非常实在的。另一方面，像杨氏这样的留学生常据其所学的西方数据来认识中国社会，实际仅处理有限的区域，复推而广之，故其所论未必具有代表性。

　　 更接近实际的状况或许是，像寻乌这类地处赣、闽、粤三省交界处的偏远地区，一般或视其为“落后”的典型，但在大变动的时代，反可能是一个“礼失求诸野”的代表，即表现出那些交通更便利的地区一二十年前的状况。也就是说，在很多乡村，识字率虽未必低到百分之五六，但读书人的数量日益减少、平均识字率逐渐降低应是一个相对普遍的倾向。这一倾向的形成，与废科举是有一定关系的。

　　 梁启超说，科举制“实我先民千年前之一大发明也。自此法行，而我国贵族、寒门之阶级永消灭；自此法行，我国民不待劝而竞于学”。 但随着布衣卿相梦想的保障不再，而新式教育的投入又日益昂贵，乡村中人读书的愿望减低（如前述一些家庭宁愿放弃免费读书的机会），而读书的代价则增高，那些仍希望走此路的寒门之家比过去更困难了：清季官立学堂虽不收费，但办学层次较高，数量亦少；而民间之塾馆改为学堂者，基本是收费读书，且因变为他人“代为之延师”，就学者的花费多是平均分摊的。

　　 何刚德看到了今昔的重大差别：“从前寒士读书，无所谓学费也。且书院膏伙，尚可略资以津贴家用。今则举学中田产，悉数归入学堂；而学生无论贫富，一律取费；且膳宿有费，购书有费，其数且过于学费。”据其观察，因学制转换而造成的中国人“失学之数，至少亦在百与五之比例。此九五之数，国家欲扩充学堂，徐补此阙，力必不足；若用强迫手段，使此九五之数各自谋学，势更不行”。即使还有出洋留学一途，然一般寒士是难以企及的。

　　 这样，新学制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寒而向学之家的子弟失学愈来愈普遍。还在废科举前两年，陈黻宸在和孙宝？论及拟议中的废科举时就说：“学校兴办不善，科举岂可骤废。科举废，天下更少读书人矣！今之学校，非强有力者、广通声气善钻营者，往往不能入。此种学校何益天下！使并科举废之，而天下寒贱之士缺望，将皆废书不观矣。”废科举后，举人李蔚然也指出，科举诚多弊端，但尚能“公平”对待贫富。而“今学堂学生，近城镇者入之，僻远不与；有势力者入之，寒微不与”。 两人皆观察到新学制对贫寒之家的实际排斥现象，而李蔚然更预见到后来日渐明显的城乡差别。

　　 二、城乡疏离与乡居精英的流向城市

　　 废科举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后果即中国的城乡渐呈分离之势。传统中国士人以耕读为标榜，多数人是在乡间读书，继而到城市为官。旧制或候缺或丁忧或告老，读书人多半要还乡。新制则“学生”与城市的关联越来越密切，而与乡村日益疏远；大学（早期包括中学）毕业基本在城市求职定居，甚至死后也安葬在城市，不像以前一样要落叶归根。前者不止是人员的流通，它还意味着信息、资金等多渠道的流通，使整个社会处于一种循环的流动之中。后者实际意味着以前的循环流动在很大程度上逐渐衰歇，并走向中止（这当然有个过程，且各地情形不一）。

　　 废科举后不久，即有人担心，“吾国官无大小，所居者城市也。今日大声疾呼争权利以兴学者，皆城市之民也”。官立和层次较高的公立学堂也多在城镇，即使“偶有一二富乡，搜集种种捐款，建设一二学堂，所教者绅族也、富室也；林林万众，裹足不入”。若“长此不改，一二年后，城市大乡，贵族学校林立，官可以报绩，绅且据以自豪”，而乡间恐怕“除百一绅富家外，大多数学龄童子皆将不识一丁”。乡村“读书种子既绝，而市民、非市民之阶级，由此永分：市民之学堂日益增多，非市民之负担日益增重；市民有权利而无义务，非市民有义务而无权利”；其潜在的祸患难以量计。 这一担忧与前引举人李蔚然的观察是吻合的。

　　 二十多年后，黄炎培总结说，科举制在历史上的好处，即在使“贵族教育移到平民教育身上”；科举既废，教育本应更加平民化，然兴学校的结果，“转不免带多少贵族教育的意味”，为“科举时代所料想不到”。主要即体现在“学校的设置既偏于都市，学费的征取更足使中等以下社会人家无力送他的子女就学”。教育的城乡差别当然并非只有负面的结果，有些人反可能从中获益。安徽乡间私塾尚未沾染口岸风气的传统蒙学教育，对少年胡适就曾大有帮助，使他得以在上海的新学堂连续跳级。 但多数人对新学堂的体验似不那么理想。

　　 传统教育不仅投资极低，其“应用”亦甚广，低层读书人多可留在本地任塾师或从事一些地方事务。而新学制不仅教育成本激增，产出之学生却多显得“无用”。民初山西五台县永兴村的乡民即说：“民国的书房，真是讨厌！娃们念的书，今年这样，明年那样，换的真热闹，也不见念成一个。看人家前清时候，书房里念的书，不只是哥哥念了兄弟还能念，就是爹爹念了儿还能念，爷爷念了孙子还能念哩。书老不换，人家还进秀才、中举人；现在书倒换的勤，也不见念成一个呀！”

　　 也许新学堂教科书的更换频繁这个现象在山西特别明显，太原县的前清举人刘大鹏更早就注意及此，他说：“乡村之学堂，现名为国民小学校。儿童所读者，皆是教科书。然教科书之本，亦无一定标准，年年更改。”刘成禺所见则相反，在他眼中，后来的新学校才是“无论贫富雅俗，小学课本，教法一致”；传统童蒙教育的内容却是有差别的：各蒙馆最初多授以《三字经》、《千字文》等，但书香世家此后就开始传授“四书”白文，逐渐过渡到八股试帖一类“举业”；而“市井乡村贫穷儿童”等则继之以《四言杂字》一类，期“能识日用字，写柴米油盐账而已”。

　　 不同的观察不排除地区差异的存在，但在很多地方，教育是否那样重实用也还值得进一步考察。前引《申报》之文就指出，旧时蒙馆所教读者，从方块字、《三字经》到五经古文等，“读书数十种，费时五六年”，多为“所学非所用之物”，除“号为士者，尚称有用”外，其余“为商为工为农者，则于此等书籍毫不相关”。作者认为，如此“误人子弟之教法，一经道破，无有不恍然思返者”；但实际的情形是，由于“相沿已久，人竟深信不疑，绝不究其实效之如何”。该文归咎于“科举之锢习，深入人心已数百年”，非一朝一夕所能“ 除而悉去之”。

　　 其实恐怕不是那么简单。中国古有“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的说法。究竟何谓“文德”固可以有各种解释，但多少总带点儿“知识就是力量”那一西谚中“知识”所具的“力量”之意味。在真正“士为四民之首”的时代，如刘大鹏所言，士人“平居乡里，所言所行，使诸编氓皆有所矜式”；(45) 身为楷模的士人观念对追随的大众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士人推崇的“知识”对老百姓未必很实用，却得到他们的承认，因而也具有影响力。

　　 民国《霸县新志》说：“二十年前乡间子弟得一秀才，初次到家，不特一家人欢忭异常，即一村及邻村人皆欢迎数里外。从此每一事项，惟先生之命是从。先生一从都邑回家，则必聚而请教。即先生有不法事项，亦无敢与抗者。自科举停，功名人不出，其视旧功名人又如彝鼎图书，以为不可多得，亲敬更甚于前。”至于“一般新界人，其自命亦颇觉与旧功名人相抗”，然一般乡民对其“敬心终不若”，盖“不知其读书与否，故其心常不信服也”。 这里“不知其读书与否”一语颇具深意，通常“新界人”多是受了些教育的，但地方老百姓恐怕不承认其所学为“读书”。

　　 彭湃在1926年也注意到，乡村私塾中的八股先生教小孩读“关关雎鸠”、“子程子曰”等，“不会念的就罚跪、抽藤条、打手板、夹手指等酷刑，简直只有把这小孩们快点弄死罢了。然而农民们不但不以为怪，并说这个先生明年还要请他再干”。到县教育局将其换为师范生或中学生，“今日教什么算学，明日教什么格致，再教什么历史、地理、古文、体操；废止了野蛮的酷刑，而用文明的面壁、记过和扣分。表面上多么好看”，结果念书的小孩们反而怀念以前的私塾，以为那时“没有这样多麻烦和苦恼”。

　　 约十年后，有人到乡村中实地考察“现在一般未曾受过教育的人对于知识阶级所抱的”态度后说：“过去乡村中，秀才先生或书塾老师有极大的潜势力。他是一乡中的审判者，一乡中的号令者，一乡中的指挥者；他是一乡中所‘佩服’的人；假如这位秀才先生或乡塾老师，果真是道德高尚，则他的话差不多即可成为号令。”村中如有争议，“往往请求他去批判”；有“新事情发生了，则一般民众大都不约而同去听受他的意见”。后来学校毕业的学生则不然，“虽则现在一般知识界的学问、理解力较之过去均属优良，但乡村中人士对于他们却全抱着不信任的态度、怀疑的心情；不但不愿听他们的话，简直亦不敢听他们的话”；实即乡民“怀疑知识界，不信任知识界”。在作者的新眼光中比过去更优良的“知识界”，却得不到一般乡民的信任。

　　 乡民对新学的不敬有时也因物质方面的不满，如彭湃所注意到，与县教育局派来的新教师相伴随的，是“增加了学生的学费，附加了什么农产品的捐税”。(50) 另一方面，如马儒行所说，过去塾馆的老师是请来的，“东家待师隆重，徒弟对师恭敬，先生亦感快愉”。且“生徒之成绩佳否，即知先生之教训勤惰。所赚束？，不过应得之报酬，非其主要目的为赚钱也。社会上对之，亦甚隆礼。其人人格正直，则赚钱虽少，人亦优礼看顾”。自学校归村公办，即他人代为延师，“先生成为雇工，学生本强迫而来”，师徒关系通过中介的“学校”而建立，与前大异。因“待师之礼既薄”，老师“教生之心自冷”，也不如从前负责了。

　　 我要重申，中国的地大物博非常实在，不同地区可以差异很大。钱穆在无锡荡口镇果育学校读书时，全镇之人“对果育诸师长皆备加敬礼”。且此尊敬是从私塾延伸而来，“其时科举初废，学校初兴，旧俗对私塾老师皆知敬礼，今谓新学校尤高过旧私塾，故对诸师敬礼特有加”。新尊敬超过以往的一个例子是，该校唱歌先生华倩朔每周往返于苏州无锡间，每当其归舟驶过全镇时，“镇人沿岸观视，俨如神仙自天而降，其相重视有如此”。

　　 但在其他很多地方，乡民对新旧教育的“信任”的确不同。彭湃在1926年说：“农民的思想一半是父传子子传孙的传统下去，一半是从戏曲的歌文中所影响，而成了一个很坚固的人生观：以反抗（革命）为罪恶，以顺从（安分）为美德。”就教育而言，“旧教育（如满清时的八股先生）教其安分守己、顺从地主、尊崇皇帝，为农民所最欢迎；如新教育反抗命运风水……等时，都为农民所讨厌”。

　　 新学在乡间得不到“信任”，自容易导致新学生在乡村中不受重视。胡适刚从美国回来时就注意到：“如今中学堂毕业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种无能的游民。这都由于学校里所教的功课，和社会上的需要毫无关涉。” 且不论胡适所说的原因是否对，他的确抓住了社会对此类中学生需求有限这个关键。如果一个中学生什么都不能做（有些事或亦其不愿做），便不能不追求更高的学历或到外头去讨生活。

　　 废科举后二三十年间，乡村新式读书人离村的现象是明显的。彭湃在1926年说：“廿年前，乡中有许多贡爷、秀才、读书六寸鞋斯文的人。现在不但没有人读书，连穿鞋的人都绝迹了。” 杨开道大约同时也观察到，一方面是农村最缺“领袖人才”，而乡村读书人向城市浮动已成“普通潮流”：“一般有知识的人，能作领袖的人，都厌恶农村生活，都抛弃农村生活到城市里去。农村社会费了金钱来教育他们的优秀分子，本想他们来作农村社会的领袖，来作农村社会的改造者；但是他们放弃了他们的责任跑了，剩下一班没有知识的农民，教他们怎么样能改善他们的生活？”

　　 梁漱溟1929年从广州北上，考察了江苏昆山、河北定县及山西太原等地，他也发现：“有钱的人，多半不在村里了。这些年内乱的结果，到处兵灾匪患，乡间人无法安居，稍微有钱的人，都避到城市都邑。”同时，“有能力的人亦不在乡间了，因为乡村内养不住他，他亦不甘心埋没在沙漠一般的乡村，早出来了”。 因内乱离村只是原因之一，更多人可能是到城市去寻求发展的机会。这些人当然不尽是读书人，但读书人的比例较高，如前引江苏江宁县的统计，常住人口中男性文盲为82.2％，外出人口中男性文盲仅为63.9％，便可见一斑。

　　 当时上海《民国日报》的一篇文章说，尽管不少读书人喊着“到民间去！到乡间来！”的口号，实在的现象却恰相反，“年年大批的毕业学生自乡村跑进都会，不见一个返到乡间”，甚至“乡村小学的教师宁愿来都市为书局报馆抄写”；致使乡村颓败，“只剩下少量的具有十八世纪头脑习惯的人在过着十八世纪的生活，用中古的技术求得生产来供给自己”。问题是不但“没有一人关心及乡村，总集团于都会”，这些18世纪的村民“还要供给都市”。作者认为，“这样畸形的偏重的趋势再不能继续下去”，各方面的人都应到乡间去工作，以“造成美丽的安适的丰富的乡村”，更要“让乡村与都市平行的前进”。

　　 杨开道此前也提出，“农民缺乏知识，是我国农村生活衰落的一个主要原因”；故“一班优秀分子不应该跟着普通潮流，去过城市的生活，而厌弃农村生活”，反而应该“到农村社会去服务”。1932年11月，《申报月刊》组织上海一些教育家举行以“今日青年的烦闷与出路”为题的讲谈会，江苏省立教育学院教授俞庆棠就说：“青年的职业，不应该专向城市里去找。因为城市里面粥少僧多，时闹失业恐慌；青年要在城市里找职业，恐有登天之难。近年来我国乡村的衰落及离村问题极为严重，我们希望城市里的青年们应该回到乡村里边去，作归农运动，帮助农民改造乡村，建设乡村。”

　　 前引胡适所看到的中学生高不成低不就的现象，恐怕更多是他们进入城市的情形，与俞庆棠所见相同，说明城市也未必“需要”和接纳这些知识青年，而新式大学的花费又不是一般家庭所能支付的，故这些人的“烦闷与出路”确已成一大社会问题。俞氏提出的一些具体建议当然充满城市人对农民和乡村的想像，但她和其他许多人所共见的读书人“离村问题”确实存在。

　　 重要的是乡村读书人心态的转变，庄俞早在清末就注意到，新学堂教育出来的学生“骄矜日炽，入家庭则礼节简慢，遇农工者流尤讪诮而浅之”。在耕读相连的时代，四民虽有尊卑之分，从天子到士人都要对“耕”表示相当的尊敬；在耕与读疏离之后，乃有这样的新现象。如黄炎培所说，包括乡村教育在内的平民教育，“不但没有造福平民，且给平民前途以很大的危险”；即“在教育还没有能造成好环境时，早早诱导平民脱离他们的固有生活；即使事实上一时不得脱离，先养成他们厌弃固有生活的心理”。

　　 故章太炎指出：“自教育界发起智识阶级名称以后，隐然有城市乡村之分。”所谓“智识阶级”，其实就是新教育建制的产物。太炎敏锐地认识到，由于“城市自居于智识阶级地位，轻视乡村”，进而产生了整体性的城乡“文化之中梗”。后来逐渐引起世人注意的读书人之“脱离群众”，部分即因传统的耕读生涯中止所致；民初的读书人学西人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虽未必皆去乡村，多少仍提示出城乡的分离。

　　 在科举制废除后，传统士绅的数量只能日渐减少，而新学生又往往离村，则所谓“乡绅”的成分便可能出现变化，乡村中的权势也可能出现转移。毛泽东1930年在江西兴国县永丰区看到，当地管理公田的“公堂”，仍“多数把持在劣绅手里”。他们“不是富农也不是地主”，而“大半家里有些田，但不够食”。因其田产“不够食，所以要把持公堂，从中剥削”。在该区的一、二、四乡，公堂由“劣绅管的占十分之六，富农管的占十分之四”。但在第三乡则出现了有意思的变化：“民国以前，劣绅管的最多，因为那时公堂要有功名的才能管得。民国以后，富农管的最多。与一、二、四乡恰好相反，十分之六是富农管，十分之四是劣绅管”。

　　 文中所说的“劣绅”，恐怕更多是泛指有功名的传统士绅，盖文中并未出现和“劣绅”对应的“正绅”或“良绅”等。永丰区地处兴国、赣县、万安三县交界处，第三乡是其中自然条件最好的一乡，通常无水旱灾，地租的比例也比一、二、四乡要高10％。可知“劣绅”在自然条件较差的多数地区尚能继续维持权势，但也已受到没有功名的“富农”之有力挑战；在相对富庶的第三乡，“公堂要有功名的才能管”这一规则已失效，呈现出明显的权势转移。

　　 1935年河北濮阳某村的一份调查报告说，1920年以前，“村政完全掌握于旧式知识分子、家族长及一小部分地主的手中”。后来地主、富农及知识分子都参与花生及小盐业的经营，“现在的村长佐、里排长，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花生行、枣行、盐行的东家、小股东及经纪人”。故该村“今年以来的政治中心，已经由秀才、举人及家族长的宅第，转移到地主、商人及高利贷者所组成的三位一体的商店之中”。此前有权势之人中“不营商业者，都因贫困化而丧失了固有权威”。

　　 在这两处乡村的基层权势转移中，都未曾看到新学生的身影，与旧式读书人衰落相伴随的是“富农”和经商者的兴起。如果这些新兴的掌权者也逐渐纳入下层乡绅的范围，则乡绅的受教育成分显然降低，而其行为也可能会出现相应的转变。

　　 早在废科举当年，前引《中外日报》的文章便认为：“废科举设学堂之后，恐中国识字之人必至锐减。而其效果，将使乡曲之中，并稍识高头讲章之理之人而亦无之。遂使风俗更加败坏，而吏治亦愈不易言。” 鲁迅在1907年便观察到“事权言议，悉归奔走干进之徒，或至愚屯之商人，否亦善垄断之市侩，特以自长营？，当列其班”。古所谓专制统治不过一独夫，今则“顿变而为千万无赖之尤。民不堪命矣”，遑论“兴国”！

　　 山西举人刘大鹏有切身体会，他在1913年听人说：“各村董事人等，无论绅学农商，莫不借执村事从中渔利，且往往霸公产为己产，肥己之家。村人多陋劣，敢怒不敢言。其中有狡黠之辈，非入其党即与抗争，往往大起衅端，赴县构讼。官又以若辈办公，且为袒庇。” 十多年后，他得出了自己的判断：“民国之绅士多系钻营奔竞之绅士，非是劣衿、土棍，即为败商、村蠹。而够绅士之资格者，各县皆寥寥无几。”再后来，连“绅士”的资格和标准也混乱：“绅士而反成痞棍，痞棍而竟成绅士。”

　　 类似的记载充斥于他那一二十年的日记，此不赘。应该说，刘大鹏对“民国”本身及其世风是有些偏见的，他自己在当地其实也受到相当的尊重，只是未达其所希望的程度而已。到1928年末，他“赴县成立严禁洋烟大会，系绅学农工商所组成，会员凡五十余人”。这里的“绅、学”分列值得注意，若非因其个人好恶而视新学界之人为“学”，而是转述，则“绅”与“学”当时已被视为两类人，正体现出乡村中“绅”与“士”的疏离。

　　 刘氏这样的旧士绅尚长期居于乡村，但在广大地区，新读书人“离村问题”确实是严重的。这一现象曾引起李大钊的注意，他在1919年就认为“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究其缘故，“都是因为一般知识阶级的青年，跑在都市上；求得一知半解，就专想在都市上活动，都不愿回到田园；专想在官僚中讨生活，却不愿再去工作。久而久之，青年常在都市中混的，都成了鬼蜮；农村中绝不见知识阶级的足迹，也就成了地狱。”

　　 应该说，民初读书人眼中的“乡村”，既是实在的，有时也是一个承载着多种想像的象征符号。当年那些尝试新村和菜园一类自食其力的“互助”生活者，就曾把乡村视为未受或少受污染的清纯处所，想像着与纯洁农夫共同劳作、打成一气的新生活。到1922年，顾颉刚等学术精英在探讨学术界生活独立问题时，郑振铎便主张“淡泊自守，躬耕自给，弃都市之生活，专心去乡村读书”；沈雁冰更提出一种现代“躬耕读书”法，集合同志二十人组织“合股公司”，因乡村没有图书馆不便治学，还要集资买书带去“大家公用”。只有常乃德认为这种乡村纯洁的想像是“中了古人的毒”，其实“乡村的环境并不比城市好，恐怕还要坏一点”。

　　 经常返乡的李大钊或比这些人更了解乡村的实际，故看到其“黑暗”的一面。在乡村读书人渐养成“厌弃固有生活的心理”之同时，胡适和俞庆棠皆已注意到城市未必接纳来自乡村的中学生。故李大钊看到的“受害者”是双向的：常在都市中游荡的知识青年固然成了“鬼蜮”，而失去知识阶级的农村也变成了“地狱”。两者都极大地影响了后来中国的发展，特别是双方的结合为后来中国的政治革命提供了最主要的人力资源。